全國人大代表王金南：國際國內尚無“新污染物”定義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加強固體廢物和新污染物治理，推行垃圾分類和減量化、資源化。

全國兩會上，“新污染物”這一威脅生態環境質量和人民群眾身體健康的危害因素，引發代表和委員們的關注。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工程院院士、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院長王金南介紹，目前，國際國內尚無關于新污染物的權威定義。可以認為新污染物是指新近發現或者被關注，對生態環境或者人體健康存在較大風險，但尚未納入管理或者現有管理措施不足以有效防控其風險的有毒有害化學物質等。

“有毒有害化學物質的生產和使用是新污染物的主要來源。”王金南說。

他介紹，新污染物具有兩大特點：一是“新”。新污染物種類繁多，目前全球關注的新污染物超過20大類、每一類又包含數十或上百種化學物質。隨著對化學物質環境和健康危害認識的不斷深入以及環境監測技術的不斷發展，可被識別出的新污染物還會持續增加;二是“環境風險大”，多具有器官毒性、神經毒性、生殖和發育毒性、免疫毒性、內分泌干擾效應、致癌性、致畸性等多種生物毒性。

此外，新污染物還具有風險隱蔽性、環境持久性、來源廣泛性、治理復雜性的特點。王金南說，對于具有持久性和生物累積性的新污染物，即使達標排放，以低劑量排放進入環境，也將在生物體內不斷累積并隨食物鏈逐漸富集，進而危害環境生物和人體健康。目前，以達標排放為主要手段的常規污染物治理，無法實現對新污染物的全過程環境風險管控。

有毒有害化學物質的生產和使用是新污染物的主要來源。攝影/章軻

民盟中央今年提交的《關于提升新污染物監測監管水平的提案》也介紹，在調研中發現，目前我國對新污染物監測監管缺少相關標準和機制;監測體系尚未建立，數據不夠系統;監測篩查技術有待完善，環境監測方法和技術規程缺口較大。

該提案稱，我國尚未建立新污染物評估框架，評估工作大多停留在試點探索層面，實際應用層面較少，無法滿足現實中復雜的風險防范需求。目前，新污染物研究多停留在學術基礎研究領域，防控政策措施方面研究相對薄弱，基層生態環境部門基本沒有新污染物治理能力。

對于新污染物治理，產業界的呼聲也很強烈。8日上午，安徽憬鈺環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張剛以垃圾處理為例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垃圾處理應以無害化為前提，以全資源化為目標。而垃圾焚燒只解決了垃圾圍城的量的問題，并沒有徹底解決垃圾污染問題，同時把垃圾這個一般性污染物變成了新污染物。

“這種無害化只是停留在口號上，資源化也只是一個定性而非定量的概念。”張剛說。

“新污染物涉及行業眾多，產業鏈長，替代品和替代技術不易研發，需多部門跨界協同治理。”王金南說。在張剛看來，民營企業在這方面也可以發揮作用。

《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意見》要求制定實施新污染物治理行動方案。針對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內分泌干擾物等新污染物，實施調查監測和環境風險評估，建立健全有毒有害化學物質環境風險管理制度，強化源頭準入，動態發布重點管控新污染物清單及其禁止、限制、限排等環境風險管控措施。《意見》明確，到2025年，新污染物治理能力明顯增強。

目前我國對新污染物監測監管缺少相關標準和機制。攝影/章軻

第一財經記者從生態環境部了解到，《新污染物治理行動方案(征求意見稿)》和《重點管控新污染物清單(2021年版)》提出，以有效防范新污染物環境與健康風險為核心，統籌推進新化學物質和現有化學物質環境管理。

征求意見稿提出，到2025年，建立健全化學物質環境風險管理法規制度體系和有毒有害化學物質環境風險管理體制，動態發布《重點管控新污染物清單》。同時，完成國內外高關注、高產(用)量的化學物質危害篩查，完成一批化學物質環境風險評估;到2035年，建成較為完善的新污染物治理體系，新污染物環境風險管控能力大幅提升，新污染物環境風險得到基本管控。

王金南建議，構建以“篩”“評”“控”為主線的防控思路，對新污染物實施全過程環境風險管控，包括源頭管控為主、兼顧過程減排和末端治理的綜合管控措施，以及大氣、水、土壤等多環境介質協同治理。“十四五”期間，應聚焦一批國內外公認的、且環境與健康風險已經顯現的新污染物，集中攻關，制定重點管控新污染物清單，實施禁止、限用、限排等環境風險管控措施，解決突出的環境風險隱患。

民盟中央的上述提案也建議，盡快出臺環境質量標準和排放標準等，健全新污染物調查與監測工作機制;開展微塑料、PPCPs、典型EDCs、全氟化合物等缺少基礎數據的新污染物的生產使用狀況調查、監測和來源解析，按全面性、代表性、動態性原則對新污染物進行名錄管理;開發標準化檢測方法，以高危害、高關注、高產(用)量、分散式用途等化學物質為重點，開展環境調查監測。

標簽： 新污染物 國際國內 代表王金南 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