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遞小哥、外賣騎手等新業態從業群體權益如何保障？

快遞小哥、外賣騎手等此類新業態從業群體，大多未與網絡平臺簽訂勞動合同，在法律身份上既不能被貼上“勞動者”的標簽，又與一般意義上自主勞動的承攬者有顯著區別。這一群體在法律上常常陷入難以歸類的尷尬境地，缺乏對應的保障措施，這個群體的權益該如何保障?

在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開幕會上，隨著上海85后郵政小哥第一個走上“代表通道”，他所代表的新業態從業群體也受到了關注。然而，快遞小哥、外賣騎手等此類新業態從業群體，大多未與網絡平臺簽訂勞動合同，在法律身份上既不能被貼上“勞動者”的標簽，又與一般意義上自主勞動的承攬者有顯著區別。這一群體在法律上常常陷入難以歸類的尷尬境地，缺乏對應的保障措施，成為了“困在系統里的人”。新業態從業群體的權益該如何保障?

典型案例

多方逃避賠償

騎手遭遇工傷誰來擔責?

外賣騎手在送餐途中受傷，用工鏈條涉及5家公司，均否認與騎手存在勞動關系，他到底屬于哪家公司?　記者從上海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了解到這樣一起案件：“藍騎士”小曾在一次外賣送餐途中不幸摔傷。通常，勞動者因工受傷可享受工傷保險待遇，申請工傷需先確定用人單位，但小曾卻陷入了一張法律關系的暗網：小曾每天披著A平臺的藍色外衣，在B公司的承包區域送餐，勞動合同與C公司簽訂，工資由C公司、D公司、E公司輪流支付。事故發生后，C公司被吊銷，其他公司均否認與小曾存在勞動關系。

小曾陷入了權益無法救濟的陷阱之中，小曾稱，B公司為他報銷了部分醫療費，并要求其自行進行傷殘鑒定。為獲得工傷救濟，小曾申請勞動仲裁，要求確認與B公司存在勞動關系，仲裁未獲支持。小曾又訴至法院，一審法院駁回小曾訴請，小曾訴至上海二中院，法院二審審理認為，小曾與B公司存有人身及財產依附性，B公司已成為實際用工主體，最終確認小曾與B公司存在勞動關系，小曾得以獲得工傷救濟。

然而，類似的案例不在少數。通過外包公司App注冊成為外賣平臺騎手的張某，在酷暑下的午餐高峰時段，突發腦出血，從電瓶車上滑下暈倒在地，后經搶救無效死亡。張某的家屬認為，張某在夏日高溫天氣送餐，勞累過度，因中暑引發腦出血死亡，屬于在工作過程中猝死，應得到工傷賠償。但平臺并未和張某簽訂勞動合同，也未繳納社保，因此無法申請工傷賠償。平臺稱，由外包公司管理平臺騎手，因此平臺不承擔賠償責任。外包公司亦以與張某之間不存在勞務關系為由，拒絕承擔賠償責任。于是，張某的家屬訴諸法院。

一審法院認定外包公司與張某成立勞務雇傭關系，作為接受勞務一方，外包公司無過錯，不承擔賠償責任;考慮到張某在送餐過程中死亡，責令外包公司給予經濟補償。張某的家屬堅持認為平臺采用外包方式用工，逃避法定雇主義務，導致騎手自擔風險，顯屬不公。二審審理過程中，法官認為平臺并非純粹的居間者或中立的服務提供方。騎手通過平臺接單后，平臺會抽取相應比例的費用，因此平臺不能只受益而不承擔任何責任。最終案件達成調解，在外包公司支付的補償之外，平臺也支付一筆補償款。

維權焦點

多角用工模式

模糊勞動合同認定標準

“互聯網+”促進了商業生態快速發展和演化，以外賣平臺為代表的平臺經濟，為規避市場變化引發的用工風險，自我調整運營模式，催生了代理商模式等新業態用工來逐步取代傳統自營模式。隨著區域代理商乃至多層勞務外包的引入，平臺、代理商及勞務外包商對騎手分別施以線上或線下不同程度之管理，形成了多角用工模式。

從以上兩起案件來看，平臺多角用工模式下實際用工主體認定往往成為案件的爭議焦點。“新業態用工常常通過合作、外包甚至層層分包、轉包等形式編織了一張法律關系的暗網，割裂勞動合同的直接

交換關系。”上海二中院民事審判庭法官陳櫻表示，當事人之間是否存在勞動關系，勞動合同并非唯一認定標準，應以實際用工為準。平臺多角用工模式通過合作、外包甚至多層分包、轉包等形式割裂了勞動合同直接交換關系，因用工鏈條涉及多企業主體導致勞動管理職能分散。判斷實際用工主體應突破勞動合同表征之局限，以勞動實質為優先原則，從僅有單一主體的勞動者一端考察多主體的企業一端，以勞動管理程度比重為核心依據，輔以各企業對勞動持續性影響程度、收益風險分擔情況等因素綜合判斷。

規范發展

新業態發展

不應犧牲從業者權益

陳櫻認為，新業態經濟的發展不應以犧牲基層從業者的權益為代價。據陳櫻介紹，當前，我國靈活就業人員規模已達2億，但法律保障尚不完善。但新業態經濟的發展不應以犧牲基層從業者的權益為代價，應與從業者的權益保障實現平衡。

2021年7月，《關于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的出臺，意味著平臺只要求騎手提供勞務，卻不用負責的時代，將一去不復返。上海二中院民事審判庭法官助理董娟子表示：“我們也在思考，如何為騎手等新業態從業者‘量身打造’法律保障，維護他們的合法權益?　這僅僅依靠平臺承擔責任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政府和社會共同參與，建立更合理的風險分擔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更好地平衡從業者的權益和保障平臺經濟健康發展。”

“期望立法及司法實踐對新業態用工，特別是處于中間形態的不完全符合確立勞動關系的情形進行不斷探索、細化與完善，展開更靈活、合理的制度設計，既可充分保障新業態從業群體的權益，又可促進新業態經濟健康、有序、繁榮發展，切實呼應人社部等共同印發的《關于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陳櫻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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