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負責尋找開戶人，有人負責為開戶人注冊公司、辦理營業執照并開通對公賬戶，大量實名開立的銀行卡、電話卡被詐騙分子購買或租借后用以實施電信網絡詐騙。

高價收幣的買家實為電信網絡詐騙團伙，循環往復虛擬幣交易背后竟是為洗白贓款……

《經濟參考報》記者近日多方調研了解到，電信網絡詐騙組織化、公司化、產業化日趨明顯，量身定制非法 APP、買賣銀行卡和電話卡、洗錢等一系列非法交易滋生出黑金產業。

“量身定制”APP成“定制陷阱”

60%以上詐騙通過手機APP實施

北京順義區，王女士在網友“半杯咖啡”的誘導下掃碼下載了一款名為“XX財富管理”的APP。這款APP看起來并無特別之處，王女士當日投款一萬元，即刻收益提現1000多元。當王女士再向親友借款、從銀行貸款，甚至還抵押了房產，總共籌集200萬全部充入賬戶后，系統卻以“賬戶存在異常被凍結保護”為由，無法提現。隨后，APP竟再也無法登錄……

“王女士掃碼下載的APP實際上是個‘山寨版’，是由黑灰產技術人員按照電詐分子要求封裝的一款冒用知名軟件的投資理財APP。”負責辦理此案的北京市順義區人民檢察院檢察官任巍巍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這款山寨版APP是由某網絡服務平臺封裝完成的，所謂封裝，是將網址、應用名、LOGO、啟動圖打包形成一個APP應用包，使網站以APP形式呈現。

中國信通院安全研究所防范治理電信網絡詐騙中心副主任、工信部反詐專班工作負責人常雯介紹，通過APP封裝分發平臺，開發者只需簡單點擊操作即可實現APP自動生成與快速分發。與正規應用商店相比，此類封裝分發平臺缺乏應用風險審核及開發者信息登記制度，成為詐騙分子制作、傳播涉詐APP的重要渠道。

“一些技術人員或網絡服務平臺，明知他人可能利用APP實施信息網絡犯罪，但為了獲取不法利益，以技術中立為擋箭牌，大肆參與違法APP的制作、封裝等活動。而一次違規封裝，就可以讓詐騙工具披上正版手機軟件的外衣，令受騙家庭傾家蕩產。”任巍巍說。

記者了解到，手機APP已經成為實施詐騙的重要作案工具。據公安部統計，2021年以來，60%以上的詐騙都是通過不法分子制作的手機APP實施。而與此相伴相生的是，量身定制APP的產業已經成為電信網絡詐騙黑灰產上的重要一環，有的公司從接單、開發，到封裝、分發、售后等，提供“一條龍”服務。

某地公安機關打掉一個特大跨境“殺豬盤”犯罪團伙，其中負責APP技術開發和維護的蘭某、詹某交代：“封裝APP，對我來說很簡單，只需要2分鐘就能完成，每封裝一個我就能掙10元至100元不等”，兩人3個月時間已獲利10萬元。

近期，公安部門陸續查處了數百個涉詐手機APP，內容涵蓋社交、貸款、投資、博彩、購物、短視頻、手機安全等多個領域。“以社交軟件為例，不法分子按照電詐分子要求制作一款具有抓取客戶通訊錄功能的社交軟件后，電詐分子利用該軟件與被害人裸聊，抓取通訊錄后，以向好友發送裸聊照片為威脅實施敲詐。”任巍巍說。

銀行卡、電話卡買賣成幫兇

非法交易滋生黑金產業

21歲的鐘某2021年打工時認識了一個名叫“阿風”的男子，對方介紹他到京注冊公司、開辦銀行對公賬戶，表示這期間不但管吃管住，賬戶辦好后即可賣給他人使用，收益十分可觀。鐘某對此動了心，于是便由“阿風”安排來京，后在一位綽號“鳥叔”的男子和一位綽號“大姐”的女子帶領下注冊公司并開辦了對公賬戶，并將賬戶以1500元的價格賣給二人。此后鐘某還在“阿風”的介紹下，被一名叫“老大”的男子發展成為安排開戶人員食宿的帶隊人。

直到北京朝陽警方在梳理相關案件線索時發現鐘某在某銀行開辦的兩個對公賬戶涉嫌幫助電信網絡詐騙分子流轉犯罪所得資金，這一層次分明、分工嚴密的大型幫助信息網絡犯罪團伙才最終浮出水面：“老大”是總負責人;“阿風”負責尋找開戶人，并安排其來京;鐘某負責安排開戶人的食宿;“鳥叔”和“大姐”負責為開戶人注冊公司、辦理營業執照并開通對公賬戶，最后由“大姐”將辦好的執照、賬戶等交給“老大”，每個環節的費用均由“老大”支付。

大量實名開立的銀行卡、電話卡被詐騙分子購買或租借后用以實施電信網絡詐騙等犯罪活動，買賣“兩卡”即銀行卡、電話卡的非法產業體系也成了為電信網絡詐騙“輸血送糧”的幫兇。

任巍巍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不法分子大量收購他人的銀行卡四件套，即銀行卡、U盾、密碼、綁定手機卡，或者針對對公賬戶的八件套，包括公司營業執照、法人身份證等，以實現利用他人銀行卡將贓款在多個賬戶間進行轉移、拆分。

據公安部通報，2021年，公安機關共破獲電信網絡詐騙案件44.1萬余起，打掉涉“兩卡”違法犯罪團伙4.2萬個，涉案銀行卡全部為實名開立后非法買賣。

吉林省公安廳刑偵局偵查二處處長楊亮向記者介紹，除了銀行卡，手機卡也是詐騙分子接觸被害人，進而實施詐騙行為的主要媒介，是社交平臺、金融機構進行實名認證的重要載體，詐騙分子為了繞過實名制管理，對手機卡有著巨大需求。

“有些不法分子，在網上發布招聘兼職的信息，聲稱辦理手機卡為營業廳沖業績，一張卡支付數百元的費用，實際上是將收購來的手機卡加價出售，郵寄到邊境或境外。為了防止犯罪行為敗露，不法分子本身很少在營業廳附近出現，也很少直接向辦卡人付款或以現金形式付款，而是招募帶隊人具體實施，并且提醒帶隊人將收購的卡分開存放，以規避處罰。”任巍巍說，在辦案中發現，有一些行業內部人員利用制度漏洞，暗中私自開卡、販卡。

任巍巍透露，有些個體手機店的工作人員在取得電信業務運營商的電話入網業務委托后，以“認證沒有通過，重新進行認證、解決網速”等為由對用戶進行多次人臉識別，并冒用其電子簽名，在客戶不知情的情況下多辦手機卡并在黑市上出售。他們以每張90元的價格出售，同時還可從渠道商處獲得10元的辦卡返點，即單張獲利100元。此外，有的人自稱能實現“不足一小時開卡9張”的“驕人業績”，這些人明知全國開展“斷卡行動”，也知道同行被抓，但仍抱有“卡先留著，不能白費”的僥幸心理，伺機作案。

工信部網絡安全管理局相關負責人說，一些不法分子組織農民工、老年人、學生等在電信企業實名登記購買電話卡后，違規私下交易倒賣。由于缺乏法律依據，公安機關對涉詐用戶無法實施失信懲戒，致使不法人員、頑固分子屢犯不改。

“炒幣”實為“洗錢”

贓款轉移方式屢出花招

在北京，丘某通過某社交聊天APP與一個名為“星星”的網友結識，“星星”貌似好心，自稱有個“炒幣”的項目，收入頗豐，邀請丘某一同參與。二人相約見面，丘某按照“星星”的指示，先是掃碼下載“某幣”APP和“imToken”APP，并在“某幣”APP上完成實名注冊，后又通過無須實名注冊的“imToken”APP接收來自“星星”轉讓的虛擬貨幣即泰達幣，并將該虛擬幣提現到本人的“某幣”APP賬戶，之后在“某幣”APP上將該虛擬貨幣向競價高者出售，同時通過本人銀行賬戶收取人民幣并迅速支取現金，扣除本人獲利后交給“星星”，完成交易。

只需動動手指，就能輕松掙錢，丘某從此跟隨“星星”做起了“炒幣”的買賣。由于一天需交易多次，為保證現金及時交到“星星”手中，不受支取額度限制，丘某先后將本人名下多個銀行賬戶綁定“某幣”APP，并快速在本人數個賬戶之間拆分、流轉、支取現金。

直到有一天，丘某發現自己用來炒幣的銀行賬戶陸續被司法凍結了，原來，高價收幣的買家實為電信網絡詐騙團伙，而用來收幣的錢款則是他們剛剛騙得的贓款。

“賣方在虛擬幣交易平合上出售虛擬貨幣，買方支付人民幣用于購買虛擬貨幣，而實際上買方的賬戶就是電信詐騙分子控制的賬戶，賣方用銀行賬戶收取贓款后再進行拆分、取款后，再將現金交給上家，收取虛擬貨幣，循環往復，洗白贓款。”任巍巍說。

詐騙分子為逃避公安機關止付、凍結措施，往往快速轉移涉案資金。犯罪分子不斷尋找、試探“資金鏈”薄弱環節，創新贓款轉移方式。

據記者了解，除了通過境內“水房”(洗錢團伙)實施轉移以及“跑分平臺”拆分交易進行轉移之外，詐騙分子也通過購買虛擬貨幣向境外轉移涉詐資金，這種方式查控難度更大。

“虛擬貨幣一是匿名，二是去中心化，能實現快速、大額的向境外轉移資金。而且利用虛擬貨幣轉移贓款的時候，大額資金也會被打散，犯罪團伙內部人員分工負責不同種類的虛擬貨幣的資金轉移。”北京市人民檢察院檢察官王姝坦言，利用虛擬貨幣轉移贓款的犯罪取證難度更大。

當前，電信網絡詐騙有組織、產業化特征愈加凸顯。“買賣公民信息、開發技術平臺、網絡引流推廣、轉移資金洗錢等實施詐騙各個環節相互銜接，與網絡賭博、組織偷渡、綁架勒索、裸聊敲詐等犯罪相互交織，組織化、公司化、產業化日趨明顯。”公安部刑偵局打擊新型網絡犯罪指導處副處長胡志偉表示。

標簽： 量身定制 定制陷阱 量身定制APP 電信網絡詐騙